2016年至今，中國信用債市場已經有將近250億元的債券發生實質性違約，這一總量幾乎是前兩年的2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將近七成來自央企和國企。目前已經償付的不足15%，其中只有兩只債券是央企和國企債。
央企、國企違約金額近七成
截至2016年7月底，國內信用債市場共18家發行主體的38只債券違約，違約金額247.6億元。而從2014年國內市場打破剛兌至今，總共違約金額在376億元。可以看出，今年大半年的時間，違約金額幾乎已是前兩年的2倍之多。
按照發行方式來看，違約的私募債共20只，涉及金額92.6億元；公募債18只，共155億元。從行業來看，鋼鐵、煤炭、有色等過剩產能集中的傳統行業是重災區，農業、食品、物流等行業也違約多發。比如，有南京雨潤、內蒙古奈倫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甘肅華協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業的8只債券在2016年違約。江蘇中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亞邦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春和集團有限公司都是物流相關的企業。
“全球外需下降、貿易下滑，間接導致了船舶、物流這些周期性行業的蕭條，此外，企業自身的經營問題、盲目的擴張等也導致債務負擔沉重。”中信證券研究部總監、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明明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信用債市場的“央企信仰”“國企信仰”紛紛被打破。據記者統計，在今年的違約事件中，涉及民企9家、金額28億元；央企子公司和地方國企6家，但是金額卻達164.7億元之多，占違約總金額的66.5%；此外，還有山東山水水泥、南京雨潤兩家外商獨資企業，以及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公司這一外資控股企業。
明明認為，首先，宏觀基本面是帶來這一結果的主要因素。近年來，產能過剩是我國宏觀經濟最主要的特征，以往投資拉動的高增長逐步回落，機電、地產等都在下行。煤炭、鋼鐵等主要集中在央企和國企，而現在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就是讓過剩產能退出，在這種大的背景下，央企和國企出現“違約潮”是一個正常現象。
其次，是結構性的問題。明明稱，目前國有企業正在面臨一場改革，未來發展方向各界都在探索，兼并重組、債務重組、債轉股等都可能是未來的發展路徑。所以，從央企自身的企業結構來說，現階段不確定性比較大。
第三，央企在過去幾年曾經歷了快速的擴張，可以看到，違約的央企不乏大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在過去，人們普遍把被冠以“中字頭”的企業籠統看作央企，理所當然地認為其背后有央企的信仰背書，但實際上，這些企業的資質、經營狀況差別懸殊，信用風險也會比較高。
今年已償付不足15%
違約債券后續的處置也備受關注。目前，在今年違約的債券中，只有7只債券、37.1億元足額兌付，比例僅占全部違約金額的15%，其他債券仍在拖欠。其中，只有川煤和中煤華昱屬于國企和央企子公司。
可以看出，違約債券的后續解決，央企和國企的難度似乎要比民企大得多。像云峰債、東北特鋼債等典型的地方國企連環違約，甚至引發了投資者對當地國資部門發債的質疑之聲。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主任彭興韻此前對記者表示：“當國有企業一旦出現違約，債權人所面臨的風險其實比一般民企還要高。”這種風險體現在，民營企業由于產權關系相對明確，企業的經理人員也是所有者，如果完全失去了信用，將來要通過市場化融資會變得更加困難，因此民營企業反而更在乎自己的聲譽。
而對于央企和國企的違約債務最終以何種方式解決，在業內人士看來，不論是央企還是地方國企，如何進行違約的處置，都依然在觀望。
對于央企來說，是否能夠償付也不是本身能夠決定，還取決于整個國家的政策制定，以及國家層面對債務處置的政策方向。而地方國企違約的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態度。比如，川煤最終償債，而東北特鋼依然無解，當地政府的態度起到決定性作用。
今年年初，政策驅動之下，“債轉股”被認為是未來一個重要的國企解決債務問題的工具。中鋼、東北特鋼等多家企業拿出的脫困方案中，都提到債轉股，但是投資者并不買賬。
而今年5月9日，權威人士撰文中的表態，被認為是“債轉股”風向的逆轉。
6月15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吹風會上表示，債轉股“要謹慎使用，要堅持市場原則、法治原則，不能容忍僵尸企業、過剩產能茍延殘喘”。
李揚還稱，債務問題并非某個部門能夠解決，需要統一的解決，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機構、統一的認識、統一的方略。并稱國務院有關部門已經形成共識，需要形成一個統籌機構來解決債務問題，并朝著這一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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